晋安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赵宇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但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了被害人李某重伤的后果。鉴于赵宇有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为弘扬社会正气，鼓励见义勇为，综合全案事实证据，对赵宇作出不起诉决定。

　　2月21日凌晨，随着福州市公安局的案情通报，备受关注的赵宇事件似乎尘埃落定。可是，表面上看似皆大欢喜的结局，实则无法掩盖本案暴露出的问题，值得反思与商榷。

　　见义勇为与防卫过当

　　福州市公安局案情通报显示，“赵某下楼见李某正在殴打邹某，便上前制止拉拽李某，赵某和李某一同倒地。两人起身后，李某打了赵某两拳，赵某随即将李某推倒在地，接着上前打了李某两拳，并朝倒地的李某腹部踹了一脚。李某被踢中腹部后横结肠破裂，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

　　透过案件细节，我们能够看出赵宇具有防卫前提也即李某正在不法加害邹某。在这种情形下，赵宇行为的性质到底是见义勇为还是防卫过当，警方、检方存在不同认知，但也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警方起初认为赵宇涉嫌故意伤害罪，后改为过失致人重伤罪；检方则认为赵宇防卫过当，只因见义勇为，适用《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比较而言，警方只是看到了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检方相对顾及到赵宇的见义勇为。然而，认定赵宇防卫过当，警方、检方却具有十足的默契。事实上，警方、检方这种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方面，才是司法实务难以认定正当防卫的关键所在。需要注意到，这种视角是司法要防范的问题，即站在不法侵害人立场考虑是非，以结果（通常是重伤、死亡）的发生判断防卫行为的性质。

　　见义勇为还是防卫过当，需要严格根据《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条款规定的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严重损害”来加以判断。李某被踢中腹部后横结肠破裂，经法医鉴定为重伤二级，当然属于“造成严重损害”。然而，只有严重损害，防卫人未必就是防卫过当，还需要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越必要限度”。

　　随着于欢案防卫过当、昆山反杀案正当防卫的认定，“精准防卫论”、“防卫行为正好足以制止不法侵害”、“唯结果论”等强调严格把握防卫限度的说法受到严肃对待。要知道，防卫人制止的是不法侵害，防卫人没有义务保护不法侵害人免受伤害。正当防卫的认定，不应为防卫人施加过多的注意义务，给予更多的负担。“明显超越必要限度”的认定，要注意到三点：一是，超越必要限度修饰的是防卫行为，禁止的是防卫人滥用防卫权利，不能倒果为因，过于重视防卫造成的结果；二是，法律不能强人所难，要站在一般人的视角之下，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形，注意考察防卫人身处的境地；三是，要进行整体性、一体性判断，不能割裂式的认定，进而正确对待防卫强度是否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须。

　　具体到赵宇事件，赵宇制止拉拽李某，一同倒地，两人起身后，李某打了赵某两拳，赵某随即将李某推倒在地，接着上前打了李某两拳，并朝倒地的李某腹部踹了一脚。可以看出，赵宇同李某均是赤手空拳，工具上没有升级，防卫行为与不法侵害强度基本持平，没有超越力度；赵宇将李某推到在地，不意味着不法侵害已然结束，李某的不法侵害被赵宇制止；朝倒地的李某腹部踹了一脚，是制止不法侵害的防卫行为之一部分。站在一般人立场，完全可以注意到，拳脚打斗的一方倒地显然不是侵害的结束点。运用动态的、整体的眼光考量双方力量对比，推倒在地只是双方打斗过程中的一个片段。所以，具体情境下，不能说李某被推倒在地就是李某的不法侵害完全被压制，赵宇踹向李某腹部的一脚，依旧是制止李某防卫行为所必须，不能说超越了必要限度。

　　刑事拘留与取保候审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先行刑事拘留。认为需要逮捕的，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人民检察院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应当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

　　回顾赵宇事件，基本能够确认本案的发展脉络：2018年12月26日，赵宇事件案发；12月29日，赵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2019年1月10日，因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赵宇被释放。可以看出，赵宇实际上被刑事拘留十三天。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公安机关可以办理取保候审。问题是，司法实务中，取保候审的规定常常流于形式，因为警方普遍倾向认为涉案人员构成犯罪会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具有社会危害性，赵宇事件便可一窥全貌。

　　事实上，刑事正义不只是结果正义，还要有程序正义，能够取保候审却予以刑事羁押就是不正义。刑事执法同样需要执法行为符合最小比例原则，办案机关虽是照章办事，符合程序法规定，但是这样一个不复杂的案件，完全没有必要让“赵宇们”失去人身自由十三天。

　　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强调检察机关完善刑事立案和侦查活动法律监督机制。对于有争议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提前介入侦查，有效规范公安部门侦查办案，避免超期羁押、违法办案等问题。“先抓起来再查案”、“有罪推定”、“过度依赖口供”是警方的办案惯性、办案思维，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具有监督制约功能，特别要注意监督制约侦查权。

　　对待见义勇为、正当防卫的问题，检方、警方明显存在矛盾，可以说赵宇取保候审完全具有可行性。此类问题，检察机关确实应当充分发挥法律监督主动性，克服公安机关的办案惰性，避免公安机关羁押权的滥用，保障每个嫌疑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

      舆情与个案

　　赵宇事件发生后，赵宇自称“被冤枉的赵宇”在微博上发文求救。福州公安回应称“舆情发生后，各级部门都在积极地应对处置”。不少网友戏称，我们的司法需要“微博治国”。虽然网友戏称是一种调侃，可是也道出了舆情的重要作用。

　　自媒体、互联网拓宽了公民表达意见的途径，使得零散的个人意见易于形成倾向性、放大性的公共舆论。近年来，于欢案、昆山反杀案、滴滴司机杀人案的传播皆是如此。不可否认，舆情有着情绪性、道德性、倾向性，有时会借助片面的线索超越界限，进行舆论审判，干预司法，甚至绑架司法，危害司法的公正性。但是，同样无法否定，舆情的朴素正义可以监督制约个案，使得办案机关处于阳光之下，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可以说，舆情就是一种公共权力，可以起到制约规范司法权的作用。

　　舆情之于个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限制舆情的不当危害，发挥舆情的有益作用，实现司法公正，是司法机关应当正视的问题。一方面，个案正义须上升为制度正义，才能有效防范个案总是处于舆情关注之下。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要适时出台防卫过当认定标准，鼓励正当防卫，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当防卫案近来争议不断，总是处于舆情漩涡之中，出台防卫过当认定标准已然迫不及待。一方面，舆情掌握的信息具有片面性，面对法律适用问题，司法应当予以应对处理，及时发布通报，矫正传播过程中失真的情况，过滤掉错误的信息，避免舆情中片面信息误导公众舆论；最后，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把握事实、证据、法律，保持足够的定力，以司法的程序性、中立性、严肃性，排除无益舆情的干扰。

　　赵宇案是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缩影，是社会公众朴素的正义观念与司法实务的落差之间碰撞的结果。所以，司法机关应当理清舆情与个案之间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动，引导正确的社会价值。

来源：财新网

作者：财新网

编辑：red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