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有意识的推动社会改革，是人类历史与社会性质的独特之处，而媒体改革运动蔚为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大约是近十年的事，其中又以美国媒改运动的发展更是一时之盛，特别是“自由传媒学社”（Free Press）成为这股全球性的媒体改革运动的前锋，在运动的许多策略与议题上经常开风气之先。成立至今短短十年，自由传媒学社已成长茁壮为拥有将近超过50万社员与超过40位专职人员的社运组织，募款能力令人印象深刻，年度捐款收入现已超过4百万美元。

　　自由传媒学社由Robert W. McChesney、John Nichols及Josh Silver共同于2002年底创设，是一个全国性、超党派并致力于媒体改革的非营利组织。藉由教育、组织与倡导，自由传媒学社推动多元与独立媒体所有权，强健的公共媒体、高质量新闻及传播的全球近用。自由传媒学社后来设立了行动倡议部门“自由传媒学社行动基金”（the Free Press Action Fund），皆为非营利组织，接受慈善基金会和一般民众的捐款赞助。关注的议题相当多元，举反涉及通讯传播和民主参与的议题，皆在关照之列，特别是涉及媒体所有权、公共媒体、互联网的开放性与中立性、普及宽带服务、优质新闻生产与流通、公民权与媒体正义，更是该组织长期努力的政策领域。

　　自由传媒学社致力于集结分散全美各地的媒体改革与正义运动的草根力量，适当地扮演了媒体改革运动的领航者，动员公众参与媒体政策辩论，要求有更好的媒体，努力确保媒体向公共利益服务。

　　自由传媒学社强调媒体改革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新闻与娱乐，更为了保障每个人的传播权利，因为促成一个活力、多元和独立的媒体，乃是民主政治得以健全发展的基础。

　　对于自由传媒学社的崛起，McChesney认为是时候到了。他用“关键年代”（critical juncture）的概念解释。所谓关键年代是指旧的制度正在崩解、新的制度仍待浮现之际。根据他对传播史的研究，他指出，若能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当中的任何两个，可就是“关键年代”来临了，也就是“时候到了”，此时人的自觉和能动，可以翻转结构，至少在结构改革的工程上，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机会可能稍纵即逝，若未能把握时机 — 关键年代开启的这扇“机会之窗”— 有策略并积极地行动，则无异坐失改变历史、重构传播新秩序的契机。这三个条件包括：一是革命性的新传播科技崛起、瓦解现存的体系；二是整个媒体系统的内容，尤其是新闻，公信力尽失，乱象频生；三是导致社会失衡的政治危机浮现，现存秩序不再行得通，社会改革运动呼之欲出。

　　公元2000年前后，这个关键年代似乎已经到来。一项接受福特基金会赞助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晚期及2000年代初期，媒体改革运动出现历史契机，这可证诸于传播与信息政策取代环境议题，成为国会最关注的政策领域，国会每年与传播信息政策相关的公听会激增为一百场左右，媒改团体关注的议题的也更趋多元，除了关注传统媒体内容批判与管制之外，也关注与数字科技有关的权利倡议，例如隐私权、言论自由及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权。

　　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各地的媒体改革运动的诉求，有如下几种：新闻自由与表达自由、媒体民主化、传播权、文化环境、媒体正义。在实践路径上，媒体改革运动则有如下分殊：（一）媒体监督与媒体素养教育；（二）另类、独立媒体内容生产；（三）传媒劳动者工会运动；（四）媒体政策行动（media policy activism）。在美国从事媒体监督与媒体素养教育的媒体改革团体不少，包括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the Center for Media Education，以及FAIR。此外，拜互联网与数字传播科技之赐，另类、独立媒体内容生产也迅速成为媒体改革运动的重要战场。第三种类型的媒体改革运动为传媒劳动者工会运动，串连了独立媒体人士、文化创意工作者、新闻记者、编剧、自由撰稿者及通讯传播工人，争取传播工作者的权益，而传播工作者的权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大体上是一致的。最后一种是媒体政策行动，致力于通讯传播政策的改革，大多设在华盛顿特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厥为自由传媒学社，但也包括经常与自由传媒学社分进合击的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

　　除了媒体改革运动之外，另一股要求媒体正义的运动则是由全国各地以社区草根组织所发动，主要关切媒体内容和当地新闻报导，透过媒体为弱势群体争取社会正义，并且开始展看全国性的串连，例如成立“媒体正义基金”（Media Justice Fund）和“媒体行动草根网络”。

　　美国传播学者McChesney记忆犹新：2003年第一次媒改大会举行时，传播学界反应冷默，自愿参加会议的传播学者“不超过十位”；其实，离会场几个街区内的大学就有几十位传播学者，但其中只有一两位匆匆到会场上晃了一下就走，要不就是向主办单位表示，若受邀来演讲的话，可能会到场，至少他做演讲的时段会在。“这正是我们想要避免的：开个大会，让学者宣读论文，接受喝采，丰富履历，但他们却丝毫不关心社会发展和他人利益。”还好的是，McChesney表示：第一次媒改大会就有多达1,700位积极公民参加，而且“会场上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传播学者缺席了。”传播学者若不关注社会，为媒改付出心力，社会也会将他们边缘化，以至于无足轻重，他们的出席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

　　自由传媒学社成立之后，透过各种传播形式、尤其是互联网进行倡议和动员，在媒体改革运动中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在媒体改革运动中，书籍、报刊、小册子、演说、宣言、口号、胸章、贴纸、以及互联网（包括网站、电子邮件、YouTube、Facebook、Twitter），神奇的事发生了。大约3百万人，来自全国各地，寄出信函或电子邮件，打电话，或是联署抗议国会正打算松绑媒体所有权限制。

　　或许是时机已经逐渐成熟，或许是因为自由传媒学社引领风潮，又或许是因为传播学界有更强的自觉，国际与美国传播学界近年来有越来越重视传播政策并开始介入参与现实社会改革的迹象，许多大型的学术组织都陆续提升对媒体政策的关注。

　　以全球规模最大的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为例，2008年成立了一个“媒体与传播政策特别工作小组”（Task Force 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历经数月在线讨论与会面后向学会提出五点建议。另一个全球性的传播学会“国际媒体与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亦于2010年成立“描绘全球媒体政策计划”（Mapping Global Media Policy），集结包括加拿大、匈牙利、意大利多所大学的传播研究机构资源，除了统整全球媒体政策基础数据之外，也强调传播学界的政策介入与致力于降低媒体政策参与的门坎。

　　美国在自由传媒学社的带动下，传播学界也开始更有意识地关注传播政策议题，例如2004年起有六所知名传播学府共同组成了“媒体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on Media Policy Studies, 简称COMPASS），并且与自由传媒学社介入传播政策的行动和努力相互协力。

　　英国亦然。英国媒体教育与文化研究学会（MeCCSA）原本就经常对现实社会公共议题表达公开立场，也设有“媒体政策研究网络”，而2011年爆发的《世界新闻》电话窃听丑闻，更开启了媒体改革的机会之窗，一群英国的传播学者趁势而起，认为机不可失，应趁现在推动媒体改革。例如，晚近由英国传播学界组成的“媒体改革统筹委员会”（The 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edia Reform），发起人包括资深的传播学者James Curran等人。

　　自由传媒学社能有今日的局面，绝非偶然，而是不断积累运动能量，并且透过社会说服、草根动员与公益诉讼等三种策略性手段交互运用的结果。

　　在社会说服上，自由传媒学社定期出版《媒体改革新闻》（Media Reform News）、运作两个相当好的网站，提供各种政策说帖和视频，并且配合运动需要架设专门行动要求的网站如“拯救新闻”（SaveTheNews.org）、“抢救互联网”（http://www.savetheinternet.com/），视议题、有弹性地与各种不同属性的社会力量结合。

　　除了核心成员经常在各类报刊和网络媒体撰稿之外，也积极参与华府的听证、公听会。McChesney尤其强调用美国一般人能懂（相当于高中生程度）的语言说话和撰文，他自己就做了绝佳的示范。此外，创办人McChesney还在社区电台主持每周播出一次广播节目《媒体非可小可》（Media Matters with Bob McChesney），并且透过播客对全世界放送。

　　草根动员则是自由传媒学社最傲人的成就。同为自由传媒学社创办人的资深记者John Nichols反复强调：“人数是关键！”（Thenumbers matter!）他在本次媒改大会上演讲时要求人民团结：“我们需要自认保守的朋友，并且对她们说：你不想大政府控制你的生活，但你也不想被大媒体控制你的生活。”此一体认出于实际运动经验，有群众实力方能主导实际的政策议程。例如，2003FCC松绑媒体所有权限制时，网络动员多达300万人用邮件、电话抗议。2010年12月，当FCC针对网络中立规则（the Open Internet Rules）进行表决前，自由传媒学社也动员了多达200万人表达公众支持网络中立的呼声。自由传媒学社与总部设在费城的非营利组织 ---- 普罗米修斯广播计划（Prometheus Radio Project）——分进合击，动员草根力量向国会施压，并且组织民众到商业广电业者公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s, NAB）总部大楼呛声，透过马戏团表演等行动艺术要求业者不要阻挠国会立法开放设立小功能调频广播电台（Low-Power FM, LPFM）。

　　公益诉讼也是美国自由传媒学社等媒改团体经常运用的策略。此一策略首见于1964年联合基督教会传播办公室（UCC）在Everette Parker领导下，要求联邦通讯传播委员会（FCC）不要同意换照给未能善尽社区公共服务、节目内容歧视有色人种的WLBT电台（密西西比州杰克森市）。UCC提出公益行政诉讼，控告FCC拒绝让公众参与换照审议过程。此案判决正式认可一般个别公民或公民团体具有合法资格，有权参与广电媒体换照的审议决定过程。然而，稍后FCC仍同意让WLBT换照。UCC乃上诉提出异议，导致法院最终于1969年撤销WLBT的执照。此案不仅树立了美国媒体改革运动的重要里程碑，也成为后来其他社会运动（例如环保运动）介入公共政策议题时师法的运动策略。

　　过去十年来，美国的媒改团体多次成功运用公益诉讼。例如，2003年FCC打算大幅松绑跨媒体所有权限制时，媒改团体普罗米修斯广播计划控告FCC，次年6上诉法院判决要求FCC不得贸然实施松绑跨媒体所有权的新规定，必须做更多研究确认松绑无损公共利益，国会也在自由传媒学社等媒改团体动员300万人次亲身、信函或电话抗议下，通过了一项维持大部分跨媒体所有权限制的法案。

　　这是1960年代以来美国媒改运动的企盼已久的另一次重大胜利！McChesney指出，这场胜利得来不易，刚好是在布什总统声望正隆、共和党籍FCC主委Michael Powell志在必得、又加上共和党掌握国会过半的情况下扭转局面，必须归功于媒改团体分进合击、社会说服、草根动员与公益诉讼等手段并用。

　　2012年初，自由传媒学社与关心公共媒体人士共同努力、成功捍卫了公共广播与公共电视的政府补助预算。2010年底，在自由传媒学社的努力下，网络中立性规则在FCC表决时以3：2获得通过，而近日在FCC公布规则的细节的三天之后，自由传媒学社又抢在电信业者前面，率先递状控告FCC的新规则未能充分保障使用无线行动网络者的权利，FCC的作为有违《通讯传播法》的规定。这样的行动力，这种对于理念的执着，实在令人肃然起敬！

　　媒改运动已开始在北美开花结果，也可能将在其他地方逐渐生根茁壮。北美媒改运动的启示是其他地方的媒改运动者必须更努力、更团结，更加执着媒体改革的理想，付诸实际行动，而且媒改运动者本身必须笃信：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媒改运动一定会成功，也必须成功。

来源：综合

作者：综合

编辑：red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