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富裕国家的公民认为，他们的经济是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但创新成为发达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事实上，直到工业革命前，收入几千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工业革命后，人均收入开始激增，一年比一年高，只是有时被周期性波动所干扰。

　　60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指出，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来自资本积累，而是来自技术进步——即学习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尽管生产率的提高，部分反映了重大发现的影响，但大部分得归功于渐进的小变革。果真如此的话，就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如何学习及如何促进学习上——包括学习如何学习。

　　一个世纪前，经济兼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指出，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其创新能力。他认为，经济学家对竞争性市场的传统关注是错误的；真正重要的是对市场的竞争，而不是市场里的竞争。对市场的竞争可以推动创新。根据他的观点，长期来看，前仆后继的垄断者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

　　熊彼特的结论受到了考验。垄断者和占主导地位的公司如微软等，实际上可能抑制创新。除非受到反垄断当局的制约，否则它们可能采取反竞争行为，来强化自身的垄断力。

　　此外，市场在决定研究和学习领域投资水平或方向上未必有效。私人激励与社会回报并没有很好的配合：企业可以从增强其市场实力的创新中获益，让它们绕过监管，或将本应流向他人的租金，引入自己囊中。

　　但熊彼特的一个基本洞见，却是经得起考验的：一旦采取长期创新或学习角度来看，关注短期效率的传统政策，或许就不那么可取了。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而言尤其如此。

　　产业政策——政府干预资源在各部门间的配置或优待某些技术——有助于“初创企业”的学习。一些部门（如工业生产）的学习，可能比其他部门显著，而学习的好处，包括成功所必须的制度发展——可能溢出到其他经济活动。

　　市场的判断要有效得多

　　这些政策的实施，往往会招来批评。人们常说，政府不应该主动去挑选赢家。在这方面，市场的判断要有效得多。

　　然而，相关的证据并不如自由市场鼓吹者声称的那样令人信服。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几年，美国私人部门在资本配置和管理风险上的恶劣表现是众所周知的。而研究显示，经济得自政府研究项目的平均回报，事实上要高于私人部门研究项目——特别是因为政府在重要的基础研究上注入更多投资。想一想，可以追溯到催生了互联网发展和DNA的发现的研究，所带来的社会利益就知道了。

　　但除却这些成功不谈，产业政策的重点绝非挑选赢家。相反的，成功的产业政策，要能够确定具有正外部性的资源——即学习可能给经济其他部分带来好处的部门。

　　从学习的角度看待经济政策，可以为许多问题提供不同的视角。著名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强调“边做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重要性。比如，学习产业增长必要基础的唯一办法，是要建立相关产业。而这可能需要有高竞争力的汇率，或者让某些产业有获得信用的特权——这正是许多取得重大发展的东亚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初创企业也有很好的理由要求获得保护。此外，金融市场自由化，也可能损害国家学习对发展至关重要的另一套技能——如何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

　　同样的，从学习的角度来看，没有好好设计的知识产权可以是把双刃剑。它能够强化投资于研究的激励，但同时也可能强化保密的激励——阻止对学习至关重要的知识流动，并鼓励企业尽可能从集体知识吸取最大好处，但却贡献最小力量。这样，创新的步伐实际上就会被拖慢了。

　　更广地看，许多打着促进现今资源配置效率口号，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特别是与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相关的政策），实际上是在阻碍学习，从而导致生活水平在长期下降。

　　几乎所有政府政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更好还是更差——都会对学习造成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决策者认识到这一影响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缩小它们与较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与此同时，发达国家有机会缩小一般实践和最佳实践之间的差别，避免长期停滞的危险。

　　作者Joseph E. Stiglitz是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英文原题：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来源：斯蒂格利茨

作者：斯蒂格利茨

编辑：redclou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