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过节”正成为当下中国官场的新常态，新华社近日发文盘点2014年中秋节热词时，更将“清廉中秋”放在第一位。然而一些人借反腐之名拿掉老百姓应有的职工福利，甚至妇女节女职工的体检也没了。有党报就此发评论认为：反腐不应该反职工正常福利。这个声音引发了舆论强烈共鸣，公众普遍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反的是官场腐败，并不是职工的正常福利，不应缩减服务于基层职工、低收入者的各种正常福利。

　　我在基层与一些单位职工交流的时候，早听过他们有过这样的抱怨，反腐走过了头，连普通职工本应有的正常福利都不发了，中秋节的月饼，端午节的粽子，妇女节的福利，都没有了。正常福利被以反腐之名缩减，职工们甚至都不敢提、不敢抱怨，担心背上“阻碍反腐败”的罪名，被戴上“抗拒中央规定”的大帽子。现在党报批评了，这个话题脱敏了，职工们才敢公开抱怨。

　　为什么本是约束公权力和反三公消费，在一些地方却反到了职工头上、殃及无权无势没有腐败资格的普通职工头上呢？这显然不是误伤，也不是“基层对规定理解有误”或“一刀切执行过头”那么简单，其后暴露出很多根深蒂固的官僚病。

　　其一，运动式反腐之病。一些地方并没有把反腐当成一次刮骨疗伤的制度革命，努力从体制上去约束权力，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去端正党风官风，而是习惯性地当成了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短时间内用非常规手段去实现非常态目标。上面不允许公款吃喝，不允许公款发月饼，不允许发购物卡，下面为了让上面的领导满意，迅速让上面自己的重视程度以及“反腐政绩”，就会在短时间内动员一切力量和动用一切资源去执行上级规定。宁可执行过头过度了，也不能让人感觉“执行不到位”；宁可得罪普通员工，也要在领导面前表现出“雷厉风行”。

　　这种一惊一乍的运动式反腐下，很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过去没有原则的“松”，到现在不讲法律地“严”。运动走到极致，就是从过去的“什么都发”，走到今天的“什么都不发”，甚至员工应得的福利都不发。运动式执法思维下，他们并没有权力边界和职工权利的意识，总想以“执行得过度一些”去取悦领导。

　　其二，情绪化反腐之病。一些地方的官员，显然是对八项规定充满抵触情绪，嘴被管住了，手被管住了，过去肥得流油的隐性福利大大缩水。他们虽然很不甘心，但中央严管干部的决心很坚定，也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他们不敢公然去抵制八项规定，便带着“把事情搞砸”、“刻意误解规定”的情绪去执行。连普通职工的正常福利都不发，便是情绪化执行的一种表现：不是不让发福利吗？连正常福利都不发了，看这样的规定还能不能执行下去。

　　以反腐之名缩减员工的福利，实际是在以“乱作为乱执行”为八项规定制造矛盾和阻力。员工正常福利没了，就会抱怨，员工一抱怨，执行者就会说：你看，执行遭遇巨大的阻力，基层职工都在抱怨，规定在现实中行不通。自身不敢去反对八项规定，想通过乱作为的方式把事情搞砸，然后名正言顺地说八项规定的风凉话。

　　其三，欺民式反腐之病。贪官生病，百姓吃药，这是我们的体制语境中常发生的变异，垄断着话语权和资源分配权的掌权者，总能通过玩弄权术偷梁换柱而将义务转嫁到普通公众身上。腐败是需要资格的，手中无权无势之人，想腐败，却真正是无能腐败？对这些人进行廉政教育有什么用呢？地铁上大力宣传廉政，可有几个贪官是坐地铁的？廉政教育进小学课堂，可小学生哪有腐败可能？普通职工手中没有可交换的资源，哪有腐败可能？他们的福利属辛苦劳动应得，跟官员的灰色收入完全没有关系。可是，八项规定这个开给官员的药，却让普通职工吃了。

　　“反腐误伤员工福利”的变异是一个提醒，并不是越严越好，关键是有没有严到应管的对象头上。

来源：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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